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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警报”:回忆录中的教授众生相

2019/9/11 19:43:10

“跑警报”:回忆录中的教授众生相

 

电影《无问西东》中,西南联大师生“跑警报”一段,无疑是精彩亮点。其中,沈光耀在空袭警报响起后,到锅炉房煮冰糖莲子一节,似是神来之笔,它源于作家汪曾祺《跑警报》一文:“……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

 

汪曾祺不愧是写人状物的高手,他把西南联大教授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有一次,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问一位“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同学:“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女同学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可以说,汪曾祺的《跑警报》是西南联大校史回忆录中的经典作品。

 

不过,对于在日寇空袭阴影下的“跑警报”,当年联大师生还有不少回忆录,同样写得真实生动,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笔者手头正好收藏了若干记忆史料,不妨趁《无问西东》热映之际,梳理还原一下联大教授“跑警报”的众生相。

 

梅贻琦的弯把雨伞和吴宓的佛教书

 

历史学家何兆武的《上学记》,对于联大教授“跑警报”,记述得较为详细。作为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对何兆武来说并不难,“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但是,那些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在何兆武看来,“跑警报”是衡量老师个性和风度的试金石。

 

西南联大

 

何兆武特别欣赏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和梅贻琦一样淡定的,还有外文系教授吴宓,他在“跑警报”过程中,居然还读了《维摩诘经》《涅槃经》《佛教史》等佛教书籍。试想一下,凄厉的警报声和日机的狂轰滥炸,都搅扰不了吴宓读书的心境,这种平静和淡定,足以证明读书人的内心其实很强大。

 

梅贻琦

 

然而,空袭的恐惧毕竟挥之不去。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回忆,在联大新校舍后面,有一座土山,中间有道“一线天”峡谷,“空袭时到那里去的人最多”。“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起来了,幸亏很快就解除警报,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对此,何兆武的记忆更有现场感:那次,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与历史系教授皮名举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何兆武《上学记》)

 

冯友兰

 

此外,“跑警报”还带来心理阴影。历史系教授钱穆、哲学系教授汤用彤、沈有鼎以及吴宓等7人租住城外法国医院,据钱穆回忆,“沈有鼎自言能占易。某夜,众请有鼎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检之,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随带面包火腿牛肉作午餐,热水瓶中装茶解渴,下午四时后始归。”(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更有甚者,何兆武曾亲眼目睹一位思想激进的历史系教授的狼狈一幕:“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何兆武《上学记》)

 

吴大猷的皮鞋和周培源的马

 

在教授们心中,“跑警报”带来的是无奈和烦恼。1940年10月,日机轰炸联大宿舍和图书馆,校园损失惨重。何兆武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蒋梦麟原是北大校长,也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联大实际上由另一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领导),那次轰炸,大概他刚好回校。

 

蒋梦麟

 

与“跑警报”相关的一个词,叫“疏散”——为了躲避空袭,教授们分别疏散在昆明城郊,最远的离联大校舍有几十公里。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住在昆明北门外5公里的岗头村,从岗头村步行到学校,要一小时,每次上课,吴大猷要在早上五点多钟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学校。他回忆,“有时刚走到学校,便逢着警报,立刻又要赶回岗头村。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廿里,不几天便要打掌。”(吴大猷《抗战期中之回忆》)同样疏散在岗头村的蒋梦麟,虽建了独立的院子,但因夫人陶曾谷“与北大同仁及家属不睦”,与经济系教授周炳琳“个性上冲突尤烈”,引发纠纷。后经联大总务长、历史系教授郑天庭调解,双方才息事宁人。(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吴大猷与他的学生李政道

 

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一家疏散得更远,在昆明城外西山脚下的山邑村,离联大新校舍约有40里,水路要行三个半小时。据冯友兰回忆,“周培源只好自己养一匹马,骑马来到教室跟前,把马一系,就进教室,保证按时上课。”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为此给周培源起了一个外号:“周大将军”,据说这个外号在联大师生中广为流传。

 

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疏散在一个农民家里。他早年因参加体育运动而导致一条腿受伤,只得倚拐杖而行。有一天,云南地方部队到村里来打狗,潘光旦出来阻止,那个带头的军官说,是龙云的长子“龙大少爷”让他们来打狗吃狗肉的。“潘光旦说:‘好了,龙大少爷我们都是熟人,龙大少奶还是我们的学生(这倒是真的,她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你们都回去吧。’有个兵插嘴问:‘你说你跟龙大少爷是熟人,你知道龙大少爷住在什么地方?’潘光旦装着大怒,用手一指,说:‘你说话小心点!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丢的?’那个带头的大概认为潘光旦一定是一个有战功的高级军官,就回头向兵们说:‘走吧,走吧。’那些兵都悄悄地走了。”(冯友兰《三松堂自序》)

 

潘光旦

 

费孝通的警报袋和金岳霖的手提箱

 

“跑警报”,教授们一般都用专门的袋子,里面装满书本和食物——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称之为“警报袋”:“一有预行警报,街上行人的声音嘈杂起来,我们一听就知道。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十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费孝通《疏散》)

 

费孝通

 

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一直谦称,1949年以前他只写了三本书,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他回忆,“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候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金岳霖《谈谈我的书》)

 

金岳霖也将书稿装在“警报袋”里吗?他自己没说。不过在汪曾祺笔下,“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汪曾祺《跑警报》)这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是谁?他的“女朋友”又是谁?汪曾祺隐而不表,但查一下当年联大哲学心理学系教授名录,似乎除了金岳霖,别无“金先生”了。若真是如此,金岳霖的书稿大概是放在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里。

 

刘文典

 

西南联大八年,“跑警报已经成了日常课程。”(费孝通《疏散》)在“跑警报”中,教授们的无畏个性、绅士风度展露无遗,用何兆武的话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失败主义的气氛……”当然,也有离谱的个案。据何兆武回忆,中文系教授沈从文,非常用功,但因没有学历,常常受到学院派教授的白眼,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就在课堂上公开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何兆武《上学记》)据说,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撞上了刘文典,刘文典随后对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现在看来,“无问西东”,也容忍了自命不凡和恣意张扬——刘文典的“狂人”个性,确实属于西南联大教授中的另类。

 

本文组稿、编辑:伍斌   题图为:周培源(左一)、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和金岳霖(右三)在西南联大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照片